我似乎明白了父母吵架时，母亲为何总说父亲是骗子。也许母亲早就知道了父亲的过去。
一
年12月7日，是儿子四周岁生日，母亲叮嘱我早点回家。
刚进车库打开车门，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南方号码，我疑心是骗子，并未接听。刚坐进车里，相同的号码又打过来，我担心是工作电话，按了接听键。
这个不经意间接听的电话，竟像一枚炸弹。
我失踪27年的父亲居然一直活着。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我姑姑，说话南方腔调十足，语气谨小慎微，吐字像小学生语无伦次地背诵课文。这应该是一个酝酿了很久还打了草稿的电话。
姑姑先是不断重复地道歉，说这么多年对不起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见我并未挂电话，开始试探地提及我血缘意义上的父亲。
她告诉我，原来父亲离开我们后，变卖了蜂场，回到他的老家，一直过得不如意。这两年身体每况愈下，长年嗜酒导致脑血栓引起中风，已经到了坐卧行都需依靠拐杖和轮椅的地步。
这个冬天，他病情恶化，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每次清醒时，便乞求身边人，说他对不起小音（我母亲）和三个孩子，剩下的日子里没什么指望了，就是临走前想见见我们。
如果小音不见他，就让他见见我们三个孩子，这样他也能安心地闭眼了。
27年来，旁人提起“父亲”这个词，我总有种误吞了鸡骨头的感觉，能从喉咙一直膈应到肠胃。
我关于父亲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七岁之前。那个年纪的记忆大多是模糊的、细碎的片段，并没有留下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
姑姑请求我们抽个时间去看看父亲，认不认他都行，就当是做善事，成全一个垂死之人的最后遗愿。
父亲还活着的消息，带给我巨大的震惊。
听完姑姑的讲述，我尴尬地张张嘴，却无以应答。
这时，母亲的电话打进来了。我借机跟姑姑说有事，匆匆挂断电话。母亲让我快点回家，说快递员已经把生日蛋糕送到家了，两个宝贝闹着要吃蛋糕，她快镇不住场了。
一路上，姑姑的话让我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方向盘上，差点追尾一辆公交。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打开家门。母亲见到我，嘴角的核桃纹里绽放出柔和的笑。
暖黄灯光下，母亲正小心翼翼地往桌上端热气升腾的鲫鱼汤，两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叫着妈妈飞扑向我，丈夫正在整理生日帽和气球。整个房间洋溢着温馨和睦的人间烟火气。
我走到母亲身边，帮她解下围裙，几次欲言又止，终是没有提及父亲的最新消息。母亲的晚年生活恬淡平静，她若是此时知道父亲还活着，无异于心底又要平添几道伤疤。
父亲失踪27年，母亲早已认定他死了，这种判定似乎能带给所有人安慰。如果父亲早逝，那他就顺理成章地不会被定义为负心汉，在子女面前也少了生而不养的过错。
一家人休息后，我给弟弟打电话，告诉他父亲一直都活在离我们千里之外的某个南方小镇上，问他要不要去见父亲。
弟弟格外震惊，虽然他早已学业有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大学里的副教授，但面对家庭问题，他却也拿不出个主意来。
父亲活着的消息成了他抛妻弃子的佐证，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
弟弟问我：“我现在当父亲了，才体会到一个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肩上究竟担着多大的责任。真不明白他一个做父亲的怎么能如此狠心地抛妻弃子这么多年。”
这也是我心底最大的无解题。
二
我跟弟弟决定先不跟母亲提及父亲。
母亲这么多年来付出了无比的艰辛，才终于把子女培养长大。我研究生毕业进了北京的一家央企，弟弟读到博士后留校任教，妹妹留学在外读研究生。
众人羡慕的背后是一个女人付出的一生。
至于去不去看父亲，我和弟弟都得再考量考量。
我六岁以前，和父母、弟弟、妹妹一家五口人常年生活在蜂场里。父母是养蜂人，每年追着花期，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以及帐篷和百十个蜂箱，在青海、云南、贵州这些地界来回搬迁。
六岁那年，母亲觉得四处搬迁的养蜂生活不利于我的教育，就把我送回她的娘家湖北蕲春，寄养在我小姨家。
于是，我被迫远离家人，开始了独自求学的道路。一年级时，我在关灯入睡前总会无数遍地在心里呼唤爸妈。二年级的暑假，小我一岁的弟弟也该上小学了，父母就带着弟弟妹妹都回到蕲春。
父母回来后，我和弟弟的教育问题成为引发父母争吵的导火索。一心想挣大钱的父亲，心思不在子女的教育上，执意让母亲回南方养蜂，想把三个孩子都寄养在我的几个姨妈家里。
母亲却觉得她不在旁边监管，三个孩子肯定读不好书，就执意要父亲变卖蜂场，选择一家人留在蕲春开启新生活。
母亲跟父亲去南方养蜂前，曾是蕲春的一名乡村民办教师。她在父亲“去南方养蜂很赚钱”的不断劝说下，最终辞去老师一职，跟父亲踏上了西部的土地。兜兜转转近十年，除了多了三个孩子，并未能看到父亲口中发家致富的曙光。
母亲基于自身失败的职业选择，认准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父亲在蕲春的那些天，每天都在劝母亲去南方。母亲铁了心留下来，先是把妹妹托付给一百公里外的姥姥照顾，又租了一间简陋的屋子，把我从小姨家接回去。住处一落定，母亲就去亲戚介绍的啤酒厂上班了。
父亲惦记着南方的蜂场，不愿意去厂里打工。母亲劝阻道，这么多年尽陪他看同行发家致富了，自家蜂场却是越做越小，不如算了。
白天，母亲去上班，父亲待在家照顾我和弟弟。每天，我的姨姨和舅舅们轮流上门来劝父亲留下。我曾亲眼从门缝里看到小姨将一沓红灿灿的人民币塞进父亲手里，苦口婆心建议他去当时最红火的集贸市场买店铺做生意。父亲不为所动，把钱退了回去。
那段时间，父亲跟母亲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有天晚上，他们吵到半夜直至动手。母亲重复着骂父亲是骗子，这么多年没挣到钱，还各种欺瞒她。母亲不停地数落着，父亲起初坐在凳子上闷头不搭腔，后来突然冲到母亲面前，抡圆了胳膊一个巴掌“啪”地甩到她脸上。
我和弟弟扑到母亲怀里，哭着哀求父亲别打了。母亲蓬头垢面地坐在水泥地面上，将我和弟弟紧搂进怀里。当晚，父亲打了地铺，母亲带我和弟弟睡在大床上。后来我回想，父母的彻底决裂应该就是从那一巴掌开始的。
三
第二天，家里恢复了短暂的平静。
那天傍晚，父亲从高压锅里盛出香气四溢的黄豆炖猪蹄，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大碗后，又变戏法一样掏出平日我们怎么哭闹都要不来的旺旺零食大礼包。
父亲把我们抱到他腿上，眼里闪动着透亮又明暗交迭的光。直到成年后，我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他凝视我们的那个眼神，其中的意味深长是我年幼时读不懂的别离之意。
当时，父亲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出趟远门多挣点钱给我们买好吃好玩的。我懵懂地觉察出话里的异样，问他要出门多久。父亲咧嘴笑着把我接连抛到空中又放下来，没有回答。
我没敢追问，怕父亲生气。父亲最喜欢弟弟，我悄悄告诉弟弟，父亲可能要离家很长时间。弟弟立刻关上大门，紧抱住父亲的腿，眼泪汪汪求他留下来。我也跑过去和弟弟一起双双跪地抱着父亲的腿，不让他走。
父亲抬眼看表，我也跟着看，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动着，离母亲到家只剩几分钟了。父亲跟我们僵持了一会儿，突然不耐烦起来，他用力拉开我们，冷沉起脸大声训斥：“真不懂事，放手。”
我和弟弟畏惧地松开手。父亲抓起背包跨出门，快速地向十几米外的路口走去。我和弟弟倚在门口，眼睁睁看着他离去。父亲终于在路口拐角处停了脚转过头，挥手示意我们回去。
我和弟弟用力挥手。父亲也挥手，他脸上挤出一个模糊的笑，转身消失在拐角处。他背过身前，用手抹了一下脸，应该是流泪了。
四
父亲的身影刚消失在北路口，母亲就从南路口进了家门。
她得知父亲走了，脸上的表情瞬间暗沉下去。她打开锅盖，看了眼留给她的黄豆炖猪蹄，“砰”地盖上盖子，爬上床背对着我们躺下。那晚，母亲没吃一粒米，没说一句话。
自此，母亲再也没有主动提起过父亲。我们等了整整一个星期，父亲没有回来。后来，很多个星期过去，他始终没有出现。
我和弟弟常追问母亲，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起初她会说过几天，后来不理会我们，最后就不耐烦地吼着说他死了。我们不敢再问母亲，就偷偷去问舅舅姨姨们。姨姨会说父亲失联了，舅舅却说父亲死了。
我和弟弟哭过几场，始终盼不到父亲，便真的相信了父亲要么失踪，要么去世了的说法。慢慢地，父亲成了一道结在我们心间的疤，随时间流逝越长越大。
我们成了别人口中的单亲家庭，伴随成长逐渐明白了和同龄人的区别，也越来越介意这个问题。于是，父亲成了我们口中的禁忌词。我们不再主动提及父亲，尤其是被旁人问起来时，我们总是面红耳赤地想各种蹩脚的借口岔开话题，或干脆逃开。
上小学期间，由于母亲拿不出她的结婚证和我们的出生证明，我和弟弟上不了户口，每年得向学校交一大笔相当于母亲大半年工资的赞助费。因为交不起计划生育罚款，妹妹从三岁起被送到大山深处村子里的姥姥家整整生活了三年多，直到上小学前才被母亲接到县城。
母亲为了多挣些钱养家，时常在上完白班后替不想上夜班的人顶班。有一次，母亲持续做工两天两夜，晕倒在产品流水线上，被工友抬进了医务室。自那以后，找她顶班的人就少了，她只好厚着脸皮主动去找工友“讨”夜班。
上班不到三个月，母亲整整瘦了30斤，手腕上的表链卸掉了两节长度才合适。然而母亲挣的钱，还是得掰着指头数着花：房租、水电、学费、生活费。她有一个记账本，无论多晚下班，都会细算每天的开销，哪怕是一毛钱的橡皮，都要列得清清楚楚。
我记得有一次弟弟高烧，去医院花了一笔钱。那个月全家人一日三餐连吃了一个月的稀饭配咸菜，母亲偶尔端出一盘清炒豆芽，就算改善伙食了。后来我才知道，豆芽是市场里最便宜的菜，一块钱的量够炒一整盘。
有时，小姨会送来一些肉，这带给我们的是不亚于过年的快乐。母亲会把肉分成很多块，变着法子每隔几日配不同的素菜做给我们吃，自己却从不动筷子。
父亲离开家的第二年，我无意间从母亲枕头下翻出了他写来的信，信里说会给我们寄钱，但信封上却没有详细来信地址。我悄悄问小姨，小姨一脸怒气地说，“他没寄回来一分钱，也不说自己人在哪里，受苦的都是你们，真是造孽。”
父亲离开家的第四年，小姨多方疏通关系，终于给我们一家人上了户口，摘掉了同学扣给我们的“黑户”帽子。妹妹也回到城里跟我们团聚，开始上小学了。
母亲开始了一个人供养三个孩子读书的新征程，她的工资并不见长，无法开源只能节流。她从未给自己买过新衣服，贴身穿的内衣、袜子底都是补丁连着补丁，一个廉价的断了把手的塑料杯用了一年又一年。
母亲也练就了能从衣食住行的每一个旮旯里省钱的脑子，积攒下的角角分分都用在了三个孩子的教育上。
五
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就是努力读书考大学。
然而，我们一开始并不喜欢读书。
年幼的我，在母亲的唠叨下生出厌学的情绪。五年级暑假前的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倒数，母亲被老师请去谈话。那个暑假，母亲没有批评我一句，也没提及我的成绩，更没有检查我的作业，一直到开学，我才明白其中的深意。
开学那天早上，母亲给弟弟妹妹准备好书包和学费，叮嘱他们按时到校上学，却没有理睬我。我急着整理好书包，然后找母亲要学费。母亲语气平和却态度坚决地对我说，既然你不想好好学习，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了，跟我去厂里打工吧。
我听闻自己要被迫辍学，内心慌张又恐惧，嚎啕大哭地央求起来。母亲不为所动，把我反锁在家里就上班去了。我独自在家一整天，坐立不安、饥肠辘辘。当晚，我继续央求母亲让我去上学，她还是不搭理我。那夜，我躺在被窝里哭到了天亮。
次日，我早早起床背起书包亦步亦趋地跟着母亲，一直跟进了啤酒厂。母亲头戴草帽，起身弯腰把麻袋里的酒瓶子拿出来一层层摞在地面上，汗水浸湿了她整个后背。
我终于明白原来这就是她的工作，严寒酷暑下风吹日晒雨淋着，枯燥乏味地重复堆着酒瓶子。
我倔强地站了一个上午，脑门晒得滚烫，腿肚子酸痛到发抖。临近中午，母亲终于停下手走向我，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沓被汗浸湿的钱递给我说：“上学去吧。”
我用力点头，转身向学校的方向跑去，内心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早点工作挣钱，把母亲从这种辛劳中解救出来。
除了我，弟弟的学业也没有让母亲省心。
弟弟上初中时，有段时间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晚上跑到网吧打游戏，成绩断崖式下滑。一个下暴雨的深夜，母亲凌晨下了夜班，见弟弟不在家，立即转头走进雨里。她从头到脚滴着水地出现在网吧，站到弟弟身后，语气低缓地对他说：“打吧，打完这局咱们就回家。”
跟弟弟一起打游戏的玩伴听闻纷纷转头看向母亲，似乎羡慕弟弟有这样温和的母亲。也许母亲的温柔触动了弟弟，他在那个下暴雨的夜晚幡然醒悟。之后，他逐渐脱离那群玩伴，踏踏实实地开始读书。
回到蕲春的第12年，我考上了北方省会城市的一所大学，母亲脸上露出了这么多年来少有的笑容。四年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
弟弟和妹妹比我小几届，也相继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在小镇上，一个单亲母亲培养出三个研究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成了亲朋邻里口中别人家的孩子，还有十几公里外的人慕名前来向我母亲讨教。
我和弟弟读研期间一直勤工俭学，基本能自给自足。妹妹离开家去读大学时，母亲已年过60岁，啤酒厂不允许她再继续做工。为了供妹妹读书，母亲又开始了近四年到处打零工的生活。直到妹妹读研那年，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才结束了卖力赚钱的日子。
六
妹妹也很争气，她争取到学校的公派留学指标，成了家族里唯一的一个留学生。我读研三那年的春节，妹妹从国外回来，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齐。
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在厨房里忙碌，我们仨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聊天。我和弟弟谈起儿时的记忆，无意间提及童年里父亲给我们做的木枪，妹妹在一旁沉默不语。我们问她为什么不说话，她一脸茫然地说：“谁能记起三岁前的事情，我对他毫无印象。”
我们仨已经成年，不再刻意忌讳父亲这个话题。但妹妹的话还是让大家陷入了沉默。“对啊，都不知道他究竟还在不在这世上。”弟弟略微惆怅。
我心里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我要试着找找父亲，至少也要知道他是否还在这人世间。也许知道他的归处，我们才能去掉父亲结在心间的疤。
过完春节，我忙完毕业答辩，顺利进入北京一家央企。工作落定后，我开始悄悄搜集有关父亲的线索，我从小姨口中得知他离开我们的第二年曾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号码来源地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城，那是他的祖籍地。
我整合了父亲的照片、姓名和籍贯发布在论坛里寻人，并委托给东南地区的同学帮忙寻找，甚至出差途中绕到父亲所在的小城找民警查询信息。
虽然我多方寻找，却始终没有得到更多消息。
工作后，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寻找父亲的事也就告一段落。
恍惚间又过了四五年，弟弟读完博士选择留校任教，也有了三口之家；妹妹读完研究生选择回国就业。母亲结束了她的空巢生活，到北京帮我带孩子。
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换来现在的生活。我们仨逐渐为人父母，组建了各自的小家庭，也慢慢放下了寻找父亲的想法。二十多年的杳无音讯，让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父亲还活着。
七
接到姑姑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在阳台坐了一夜。
天亮后，我看着母亲在厨房为一家人准备早餐的身影，看着她被苦难岁月压弯的脊梁，不再利索的切菜手法，鼻尖涌上一股辛酸。
为解开心中的谜团，我让弟弟跟我一起，去南方见见父亲。我和弟弟抵达目的地，一走出高铁站，就被姑姑紧紧搂住了，她扑面而来的热情让我们不知所措。
“我们这些长辈对不起你们。我弟弟也对不起你们一家人……”话说了一半，眼前陌生的老妇人就开始哭了。
我们见不得老人的眼泪，安慰她说，都过去了。说话的间隙，我和弟弟被一群头发花白的老人围住了。姑姑一一介绍，七八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颤巍巍地哈着腰和我们姐弟俩问好握手。
长辈们个个温良谦和，好像真的是我们的亲人。几个表哥当司机，前后三辆车，将我们带到镇上最好的饭店，那顿饭格外豪华，我却食之无味。
我们疑惑为什么父亲不在场，但看得出来，每个环节都是他们精心安排好的，我们不便追问。酒过三巡，大家聊起了家事。解放前，爷爷奶奶是地主，叔叔伯伯们小时候上私塾，学礼数，家风严谨、家规森严。
父亲七八岁时，逢着土地改革，家道中落，兄弟姐妹们流离失所，各自开始讨生活。改革开放后，政府拆迁补偿，每家都分到了房和店面，过上了小有富足的生活。
但始终不安生的却只有父亲。提起父亲，席间气氛瞬间安静了许多。叔叔伯伯们说他游手好闲、一事无成；婶婶们说他整日里泡在酒里，好吃懒做；小辈们说他谎话连篇、脾气暴躁。这样的父亲，跟我们记忆中的大相径庭。
八
大伯安排第二天带我们去见父亲。饭后，表哥把我们送到酒店，借着酒劲打开话匣子，和我们说起父亲的事。
最让我们猜测不到的是，父亲在遇到我母亲前就已经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