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年，中央广播电台有档《午间半小时》栏目。
有天看听众来信时，一只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吸引了主持人。
那是封来自黑龙江的信，写信的是个高三男生。
信中说，自己马上要高考了，但他心里知道，家里很穷，即便真的考上了大学，可能也读不起。
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在回乡干农活前，跟喜欢的电台节目告个别。
主持人看完叹了口气，心想这个孩子字写得这么好，学习应该也很认真吧？要是就因为没钱而不能读书，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按照信上的地址，打电话到男生的学校询问情况。
果然一切如实，他当即提笔给男孩回信，让男孩安心学习，自己会资助其读书。
后来，男生考上了大学，他又继续资助对方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直到毕业。
转眼10年过去，某次主持人到黑龙江办新书签售会，一位老人突然赶来现场，跪在他面前哭了起来，口中句句喊着恩人。
这位老人，正是那个男孩的父亲。
人们这才知道，这位主持人竟默默资助了一个学生许多年。
之后，他每次到黑龙江，男孩都会去拜访他，每次都特地带着礼物。
他心里明白，男孩是想“还债”。
这么多年，朴实的父子俩感激着他，同时也背负着深深的亏欠感，不知如何偿还。
于是主持人问男孩：“工作了挣钱了吧？挣钱了就把钱还给我吧。”
男孩从口袋里摸出两千块钱交给他，主持人点点头：
“差不多了，这下我们就两清了，你不再欠我什么，以后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说完这些，他再也没和男孩联系过。
这位主持人帮了这个孩子，两次。
一次，是让他在物质上得到了援助；一次，是让他在精神上得到了解脱。
隐匿起自己的功德，也隐匿起别人的窘迫，这是他的善举里，最打动我的地方。
之所以写起这段35年前的往事，是因为这几天看到了一段视频。
02
视频内容是这样的：
某个地方，一帮穿着红马甲的人排着队，浩浩荡荡走进一户房屋破败的人家。
他们的衣服上写着“XXX志愿者”字样，每个人手里都拎着饼干、牛奶等。
下一个画面，这帮人把一个老人围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给贫困老人送温暖献爱心的。
但光看望、送东西不够，还要把老人从屋子里拉出来，搬来椅子，让他坐在院子里。
然后举起手机，仔细拍下他们是怎么贴心地帮老人穿鞋、穿衣服。
老人明明行动挺自如的，但由不得自己动手。
只能任凭自己被团团围住，在大家你一手我一手的争先帮忙下，难受得皱紧了眉头。
一旁，还有人摘下口罩，美美自拍。
抓紧记录着自己怎么参与这一场爱心活动。
十几秒的视频，把人看得哭笑不得。
眼下正是腊月，还是新冠感染高峰期，却非得把一个老人拉到屋外吹风受冻，一窝蜂抢着做穿衣服这种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
手机还全方位拍摄，把一个孤苦老人的模样展现得一览无余。
处处透露出一层意味：
老人是不是很可怜？志愿者是不是很温暖？大家是不是很感动？
几千条评论，几乎全是嘲讽。
说实话，我相信这些志愿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不然大冷天的，谁也犯不着不在家待着，跑到外面折腾。
但为什么翻了车？
当镜头举起，没人在意老人需不需要、愿不愿意，也没人关心他是不是局促、难受。
他们只陶醉在完成了一件好看善举的自鸣得意中。
一件好事就是这么变味的：
当你的善意，完全不在意别人能否承受，就会让人窘迫。
当你的温暖，只是想彰显自己的时候，就是一场自我感动。
03
早年间看到新闻：
某贫困山区学校，举办捐赠仪式。
全校师生站在黄土飞扬的操场上，西装笔挺的企业家将捐赠的现金码得高高的，拉着受助的孩子站在钱堆中拍照。
几十台摄像机前，企业家意气风发，而一旁的孩子却连眼皮也不敢抬，窘迫地攥着衣角。
因为每办一场这样的“公益活动”，每接受一次闪光灯下的采访，就意味着他们得再一次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悲惨家境。
讲生病的娘，瘫痪的爹，漏风的家。
想起新东方董宇辉在直播时说过一个故事。
他读大学的时候，学校对家境贫寒的同学提供助学金帮助，但名额有限。
老师就想出个办法：让大家投票选出最需要帮助的人。
也就是说，贫困生们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扒光自己，诉说悲惨，任人品鉴。
当时有个从大山里来的同学，父亲患有尘肺病，家徒四壁。
他其实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少年，但现实的条件让他不得不重重地垂下头。
在每一年的助学金申请会上，一遍遍地撕开自己的伤疤，哀告自己的痛苦，“情真意切”地向朝夕相处的同学乞讨一些怜悯。
董宇辉听着听着，就哭了。
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觉得残忍。
最后，他跑去找了老师，说服对方取消了这个环节。
董宇辉的“多管闲事”，是因为他深知，谁都有不愿公诸于众的窘相，不希望晒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困苦，不想为外人道的难堪。
你的善意，若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强行将受助者的苦难当作观赏品。
那带去的，就是压力、难堪和负担。
04
我曾因工作原因，受邀去一间特殊儿童学校参加活动，报道爱心人士对这些孩子的帮助。
当时我觉得这应该是件大好事，能让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