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4/10/1 17:14:00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孙雯通讯员方涛这两天，冰心与吴文藻两位先生的小女儿吴青在杭州，80岁高龄的她，作客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讲述母亲冰心与爱的教育。12月29日，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郁文楼，吴青说，谈起母亲冰心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她在讲台上笔挺地站成一个“人”字。“从小妈妈是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我的。我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妈妈太重要了，回忆起母亲的教育，吴青老人情不自禁提起许多往事。吴青在工大的讲座现场年，吴文藻赴云南大学任教，举家搬迁。在昆明，吴青因见了一只小狗，喜欢得不行。于是向妈妈提出也想养一只小狗。冰心没有说行或不行，而是与小小的女儿“约法三章”。如果要养狗：一，人吃饭，狗吃饭，你喂狗吃饭。二，人喝水，狗喝水，你喂狗喝水。三，自己给狗梳毛。因当时昆明城郊尚有狼出没，冰心又给吴青加了一条：每天傍晚必须自己把狗叫回来，以免被狼吃掉。“这是我第一个口头契约。”吴青老人说，“后来我就养狗了。妈妈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因为妈妈答应我的事全都做到了。”童年吴青和父母亲在一起后来，年纪稍长的吴青逮到一只麻雀，一直玩到天黑。冰心发现后，问道：“小妹啊，你天黑了最想干什么？”吴青答道，回家。“妈妈又问那你最想看到谁啊？我一把抱住妈妈。”言至于此，声泪俱下矣。冰心这时才说，小鸟也想回家，它也有妈妈——没有命令也没有说教。“我一辈再也不逮鸟。”吴青说。吴青和母亲当天，浙江工业大学的张欣教授也在讲座现场，上世纪90年代，张教授曾与冰心先生有一些交往。在讲座上听闻吴青讲述母亲那些“爱的教育”之后，我们也读到了张欣教授以子张的署名写的《失而复得的冰心遗札》，体会老人对后辈学人的爱护。在此，与读者分享——☆失而复得的冰心遗札子张九十年代最初几年，曾与冰心先生有过一段书信联系，但这些信件和题字后来却不知存哪儿了。前几年翻箱倒柜，遍觅不见，几近无望。我以为可能是从山东移家到杭州的过程中遗失了，不想近日在办公室整理课程档案，忽见一个写着"冰心资料"的纸袋，顺手拿出来翻捡，不意竟突然重新看到了这几个寄自“中央民族学院”的信封，也找到了里面的信笺和当时请冰心老人题写的书名手迹，一时兴奋不已。虽然自己从八十年代即开始为中文系的学生讲授现代文学，也在编选冰心作品时写过“自学提示”这类文字，可若是说到与冰心交往，则几乎还是不敢想象。因在我心目中，叶圣陶、冰心、巴金这些新文学奠基者几如泰山北斗，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后生哪有资格去高攀？这种心理，倒也不见得是自卑，大半还是出于对前辈的“敬畏”之感吧，底子里是尊重而不想去打扰、添乱。到了八十年代末，几位同事起意编选现代文学家写泰山的散文，也把我叫去一起讨论。此后大家分头于报刊上搜寻，我自己更在散文之外，同时留意着与泰山有关的现代诗歌作品，仓廪渐渐丰润起来。有一次大家碰头，商议可否请位名家为这部散文选写个书名，我遂自告奋勇，主动承担起这个不见得容易完成的任务来。而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件事，其实是因为在编选过程中发现了冰心、冯骥才与泰山的某些关联，特别是冰心对山东的一种相当特别的“乡情”，这让我确信如果请他们二位出面支持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就是得不到任何回应，也该鼓起勇气尝试一下。抱着推己及人的心理，我预感只要把事情做得得体、有分寸，希望还是很大的。果然，两封信发出不久，就先后收到北京、天津的回信。冯骥才先生个子高，用的信封、写的字也都大，容当后叙，这里先说冰心老人。第一次收到、看到冰心先生的手迹，心里的激动无从言表，感觉像一个神话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虽然这封信并未附言，而只有一帧漂亮的书名题签，可自己还是快活得不得了。冰心先生照我拟定的书名，写了“泰山现代诗卷”六个墨笔字，底下是“冰心题”三字，另钤“冰心”阳文篆刻印章。字是纤秀中藏劲健，与朱文印刻彼此呼应，真乃绝品！一张16cm×11cm的宣纸对折，中间夹着一张日历牌，以免印泥漫漶开来，可见老一代文人的细心处。信封就是白纸红字的民院普通信封，上面是蓝色圆珠笔写的收信地址、收信人，而寄信人则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谢寄”，邮戳时间是.11.15.22。如今这帧题字被我放在一个木质相框中单独存放，不在“遗失”之列。一度找不到而疑似“遗失”的是随后几次来往信件。大概是冰心的题字焕发了我的热情，我遂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写了一篇《冰心的泰山梦》，作为我的“泰山随笔”之一，寄给了《山东地质矿产报》，编辑友人用相当醒目的形式排印发表了。收到样报，我当即剪下一份寄给冰心先生，结果不久就又得到老人家的一封回函，话说得客气而又亲切，告诉我：“来示及剪报均拜读，您在我身上贴金了，十分感谢”，又加一句问候：“北京已冷，山东如何？望珍摄！”落款“冰心，十一，四，一九九二”。地质矿产报的朋友得知此事，来信表示希望让我请老人为他们的“山泉”副刊题写刊头，这使我有点犹豫，起了“得寸进尺”的联想，觉得不妥，可到底不愿驳朋友的面子，还是鼓足勇气写信向老人家提出了要求。我自从事新文学教学和研究以来，一直存有与研究对象直接对话的热情和设想，那时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