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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带偏、制造话题，外来戏剧本土化有哪些变味现象？
新批评原创阿之文学报
外来戏剧本土化在中国戏剧行业内一直是讨论中心，但本土化之旅却不那么顺畅。本文作者阿之以近期的几部热门话剧作品为例，分析了本土化的优长与不足，作者指出：“外来戏剧本土化的变味，折射的是戏剧圈浮躁且功利的潜意识，创作者宁愿制造话题也不愿花时间雕琢作品，因此浮夸的表象之下，只剩下苍白的内核。”
文丨阿之
对于外来戏剧，中国戏剧人的嗅觉一直是灵敏的，无论是重文本还是重概念、普利策奖还是托尼奖、浸没式还是环境式、现场互动还是即时影像，总能及时引进推介并把其舞台手法复制到本土剧作中。只是很多外国戏剧，一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从气质到灵魂都变了样，或成为烘托演员的载体，或失去真知灼见的内核。
如果看过话剧《12个人》，大概会对五号陪审员在辩论过程中突然把椅子踹倒、试图冲上去与另一位陪审员动手打架、最后被一众陪审员拉开的一幕记忆犹新，这添油加醋的二度创作，似乎只是为了让穿着西装革履的男演员们更显阳刚的魅力，吸引更多女性观众进剧场；同样话剧《万尼亚舅舅》，尽管动用众多一线话剧演员，但契诃夫的文本里原有的诗意被朗诵腔消解得无影无踪，隐忍的“生活流”风格，则被演绎成庸俗的家长里短。
话剧《12个人》剧照
北京人艺版《万尼亚舅舅》剧照
上话版《万尼亚舅舅》剧照
如果要穷举本土化失败的戏剧，以上这些大概只能算是冰山一角，毕竟这些作品都由经典文本改编而来，即便出现偏差也不至于太离谱。但还有一些反传统的戏剧，其改编演绎的过程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话题，甚至是一场行为艺术。
尤其是一些“小而美”的剧场作品，会因为“低成本、高概念”产生的高性价比率先引起本土戏剧人的注意。这一类作品，话题犀利、形式奇特、观念新颖，常常只需要一两名演员以及极简的舞美和道具便可以使作品成型。
伊朗剧作家南星·苏雷曼波尔所创作的互动戏剧《白兔子，红兔子》是此类戏剧的个中翘楚，这部剧不需要布景也没有排练，演员会在演出前48小时收到主办方指令进行准备，但一直到上台的那一刻，才从信封里拿出剧本，并依照剧本指示，完成表演以及和现场观众的互动。
《白兔子，红兔子》简单的布景
因为要求演员对文本完全陌生，所以每位演员至多只能演一次《白兔子，红兔子》，出品方则利用文本的这一特性，让演出成为消费表演者的“一次性快消品”。中文版《白兔子，红兔子》面世以来，参加演出的戏剧人屈指可数，绝大多数表演者与戏剧并无太多交集，这当中有当红影视演员（如张若昀、翟天临）、配音演员（如宝木中阳、乔诗语）、作家（如笛安、柏邦妮）、脱口秀演员（如庞博、杨笠）、音乐人（如叶蓓、小河）、主持人（如阿雅、华少）等戏剧圈之外的话题人物。
中文版《白兔子，红兔子》撇开毁誉参半的口碑、良莠不齐的表演，几乎每场演出都会成为一次“粉丝见面会”，至于文本的象征和隐喻，倒没太多人关心和讨论。主办方甚至曾经以“演员盲盒”的形式包装此戏，观众直到进剧场观看演出时，才知道演绎剧本的人是谁。在一次次消费形式、透支演员的过程中，严密的文本结构已经分崩离析，观众看不见作品和作者，只看得见演员。
《白兔子，红兔子》跨行业的演出人员
《白兔子，红兔子》是今年静安戏剧谷展演的重点剧目，共有六位表演者先后参与这个项目。另一个项目《一亿亿亿字节人生》是一个较为新潮及前沿的作品，它脱胎于柏林戏剧节的“剧本市场计划”项目，作品讲述一个被困于宾馆房间的少女沉迷于社交网络，并在海量的垃圾信息和网友的虚假身份中迷失的故事。年轻的中国导演试图将剧本用沉浸式戏剧的方式呈现，舞台和观众席的空间被打乱，空间摆放着若干象征晦涩、本质大同小异的简陋装置，装置上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