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地址 http://ask.bdfyy999.com/“胆大包天”用来形容一个人胆量很大，为达目的什么事都敢做。本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贪图享乐，竟然异想天开，不计后果地模仿周恩来总理的笔迹骗取银行巨款，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此案发生在年3月18日，这天下午，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走进一名男子，此人身穿灰呢大衣，身形瘦高，瘦长脸，肤色黑黄。他目不斜视地进走行长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
“您好，我是国务院的，这里有份急件需要送交行长。”
接着，男子拿出一个大信封递给工作人员，又掏出一个紫色的文件夹，指着文件送达回执说：
“请您签收一下。”
一看此人来头不小，行长办公室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在他指定的位置签上名字。男子礼貌地说声“谢谢”，收起文件夹，转身走了。
工作人员看到，男子送达的信封上写着“速送”（限下午5：40前送到）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
看来确实是急件，工作人员赶紧把信封送到行长秘书手里。秘书拆开信封，发现是周恩来总理批示的一份报告，内容为：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报告右边有周总理竖写的毛笔签名和“三月十八日”落款；左边又有总理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
总理签名的右边，另有几句要求：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要市场流通旧票，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行长秘书觉得有些奇怪：这样的操作明显违反金融管理规定，总理这是怎么了？但看着那熟悉的总理签名，秘书认为此事或许真的很着急。再一看时间，她不由得心头一紧，眼看要到下班时间了，得抓紧时间办理。
秘书急忙抓起“北京分行吗？请你们半小时内准备二十万元现金。”
回答完对方的问题后，她又叮嘱道：“对，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你们先准备钱吧，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会把送款通知送达给你们的。”
当时几位行长都已出差，总行的日常工作由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主持。
挂掉电话，秘书又来到王副局长办公室，将信封和报告递给他说：“我已经通知北京分行准备款子了，差不多半小时能好。”
王副局长看完报告，疑惑地问：“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二十万元巨款，怎么没通过财政部？”
没等秘书回答，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秘书拿起听筒递给王副局长。
对方在电话里声称是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催问现金有没有准备好。王副局长连忙回答：“我们正在准备，七点前一定可以送到，请总理放心。”
电话挂掉后，王副局长一拍电话插簧，接着打给发行局，边拨号边对秘书说：“总理那边来电话催了，我现在通知发行局，让他们赶快派人去北京分行提钱，直接送到民族饭店，那个赵全一已经等在那里了。”
下午七点左右，总行发行局朱科长三人开车来到北京民族饭店门外。车刚停稳，三人跳下车，从车里抬出两个大麻袋，急步向民族饭店走去。
早春二月，天气还很寒冷，可朱科长等人却累出了汗。也难怪，以现在来说，二十万元用一个牛皮纸袋就能装下，可那时却要装整整两麻袋。
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为十元，其次是五元、三元、贰元、壹元、五角、贰角、壹角、五分、贰分、壹分。
那个年代的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一斤大米一毛多钱，一斤猪肉才六七毛。这样的收入和物价比，一般情况下根本用不到十元大票。这就好比现在有千元面额的钞票，我们同样用不到一样。
因为总理批示的报告上要求用市面上流通的旧币，所以，北京分行准备的二十万元现金基本都是小面额，装两大麻袋也就不足为奇了。
朱科长走到饭店前台，刚一询问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在何处，旁边沙发上就站起来一名男子。只见他上身着青色中山装、下身黑色呢子裤、头戴黑呢军帽，俨然一副干部的模样。
男子走到朱科长跟前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吧？钱带来了吗？”
看到赵全一，朱科长如释重负，忙问他道：“我们来得还算及时吧？”
赵全一笑了笑，指了指着墙上的挂钟：“没有没有，挺准时。”
接着，他掏出一张介绍信递给了朱科长。朱科长接了过来，看到信上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印章，内容为：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二十万元整。”
朱科长收好介绍信，又让赵全一打了收条，和同事离开了民族饭店。一出饭店大门，朱科长长出一口气，对两位同事说：“总算完成任务了！”
过了几天，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出差回来。听了王副局长汇报后，他认为应该向总理办公室请示这二十万元该如何入账。
不料，总理办公室的答复是，总理从未批示过二十万元款项，要求总行把报告送过去查验真实性。
查验结果让行长大吃一惊：报告是假的！总行竟然被人骗了！
行长很恼火，批评王副局长工作太马虎，并迅速将此案向公安部作了汇报。
总理签名被模仿，公函被伪造，让周恩来总理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求他们限期破案。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部长谢富治的电话。谢部长把案情简单和他说了下，让他马上回京研究案情。
随即，谢富治、杨奇清亲自挂帅成立专案组，会同北京市公安局展开案件侦查；公安部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体发动群众参与，在北京掀起了一场以侦破这起特大诈骗案的群众性运动；公安部又向军队求助，请他们选出一大批年轻的军事干部，让他们到基层进行摸排走访。
24日晚，公安部治安行政局技术处文检组组长刘文正在家休息，接到部里同事经济保卫局李钊的电话，让他马上来李钊办公室。
李钊向刘文说明案情后，把罪犯行骗用的信封、报告等拿给刘文，让他对这些物证拿回去检验。
刘文召集手下连夜检验后，认定这些物证上的字全部出自同一人。且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函格式及用语，周总理的签名也是此人仿写。
他们进一步发现，罪犯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有二次封口的痕迹，说明是旧信封；“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印章，系蜡纸、钢板加红色印油制成；介绍信上的“总理办公室”文件头，则是水彩笔画出来的。
显然，这个环节的关键点是：旧信封从哪里来？
年，国务院下属部委多达60个，这么多部门每天都要使用大量相同的信封，这使查验工作难度很大。
技术人员先是对信封进行纸张成分的鉴定，确认该棕色牛皮纸信封印刷时间为年6月。
接着，技术人员再对信封上被擦除掉的字迹原文进行检验，但经过多次紫外线、红外线摄影比对，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有人甚至提出使用原子放射同位素进行查验，被告知这种方法也行不通。
侦查至此为止，从信封寻找突破口的想法看来行不通了。
专案组只得把侦破方向转移到公文稿纸上。
罪犯伪造的报告用的稿纸特征是：八开、中间有折缝、左右两边各印有15个横格，在当时使用很普遍。但因为各单位使用量不同，所以稿纸都是固定格式后，由各单位自行报备印刷厂定做。印制批次不同，使用的纸张及印刷特征也会有区别。
专案组抓住这一点，立即将罪犯用的稿纸的特征通告各单位，请他们协助查验是不是自己单位的稿纸。
经过侦查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专案组终于发现了稿纸的来源——外贸部！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将这侦查结果通告外贸部。外贸部紧急动员，调查案发当天部里人员的行踪。
当日下午，公安部专案组进驻外贸部，在该部保卫处的配合下，展开了内部调查。外贸部按要求将单位工作人员的笔迹收上来进行一一比对。
第二天一大早，外贸部保卫处处长张敏找到公安部文检组技术员贾大光，把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zhuō]的档案交了他，并说在此人档案里发现有“赵全一”这个名字。
得到汇报，专案组调取了王倬的档案。
王倬，36岁，辽宁辽阳人，大学毕业。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青帮，国民党时期做过会计工作。年为逃避入朝征兵，与同事王国昌寻机逃跑，伪造路条，将王国昌化名为“赵全一”。
王倬后来被抓住处分，“赵全一”这个名字，正在处分他的档案记录上。
王国昌后来到北京找过王倬，王倬为了让王国昌在北京多呆几天，找到派出所的朋友帮王国昌上了个临时户口，使用的名字也是“赵全一”。
经过比对王倬和物证上的字迹，办案人员发现字迹完全相同。这让专案组非常振奋。为了不打草惊蛇，刘文决定公安部专案组全部从外贸部撤回，只准备把王倬的档案带回公安部进行研究。
专案组正要走时，外贸部保卫处干部带来了王倬的一个同事董林。
董林称，他与王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认为王倬就是那个赵全一，原因如下：
一、诈骗案发那天，王倬请医院看病，经查实，发现那天他医院。
二、几天前，同事们闲聊说起这个案子，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时，说罪犯眼睛小。我随口和王倬开玩笑说，你的眼睛也不大呀。谁知道王倬大怒，跳起来冲我发火说我诬陷好人。他平时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这说明他是做贼心虚。
三、最近机关里让配合办案，每人写下几个毛笔字和钢笔字用来对笔迹，王倬躲躲藏藏，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写。后来写出来的字也歪歪斜斜的。一个同事说，你平时的字那么漂亮，今天写这么难看呀？王倬答道，他骑车摔倒把右手臂摔伤了，不好握笔。
以上这些说明王倬确实有很大问题。
听到董林说的这些情况，专案组进一步确认，赵全一就是王倬。
回到公安部，刘文等人经过认真比对，最终确定物证上的字迹均出处王倬之手。
于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正式向公安部领导出具了王倬作案笔迹的检验鉴定书。
年9月，王倬被分配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年，国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连生活日用品也要按最低标准供应，一切物资均凭票购买。
王倬从小生在剥削阶级家庭，享乐惯了的，他每月几十元工资虽然不很高，但在普通家庭那里，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了。可王倬不满足，他只想追求物质享受，想捞大钱、挣快钱，只是苦于无门道。
年2月，他偶然间看到处长拿着一张普通纸条，上面是某位首长给某副部长写的几个字，让帮助办件事。这样一张无公章和私章的普通字条，就把事办成了。
这件事让王倬大受启发，他决定依样画葫芦，给自己搞点钱。
于是，他找来过去报刊上的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开始模仿总理的笔迹，每天用毛笔进行练习。苦练一个多月后，他竟能把周总理的字练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接着，他又到北海后门商店里买来刻刀等工具，开始学习刻公章；从王府井商场印泥、蜡纸和刻笔，借了个钢板，开始学做印章。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他们部门有得是。他找了一个容易涂改的信封，把上面的字迹擦除掉，变成一个几乎崭新的信封。
公文用纸更好办，他们外贸部要多少有多少，随便拿。
3月17日晚，王倬正式制作了介绍信和公函。
他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请求拨款的报告，又模仿周总理的笔迹和口吻，用毛笔写下“周总理的批示”。信封上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与银行交涉提款时用的。
提款时用的介绍信，是王倬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是他按以前看到过的样式，把印章在蜡纸上刻好，再涂上红印油印到纸上的。
伪造的公函上打着主席的名号，显得更有权威性。
当时北京有两个主席，一是毛主席，一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至于公函上说的是哪个主席，谁敢去问呢？
而为了修缮寺庙拨款，并让在当晚九点钟在西藏活佛讲经会上出示拨款证明，也符合当时的政策。
王倬经过周密策划的行动方案，最终被自己惯于使用的化名“赵全一”所泄露。
据他交代，当时做这些东西时极度紧张，头脑里不由自主地出现了“赵全一”这个名字，他鬼使神差地就用了。也正是这个名字，成为后来破案的突破口，最终致他于死地。
3月18日下午3：30，王倬向单位请假说要陪母亲去看病。4点，他骑车回到家拿了个手提包，接着赶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下午5：30左右，王倬未受任何阻拦地进了行长办公室，并送达了“公函”。
之后，他马上回家换了另外一身衣服，骑车赶往民族饭店。
一路上，他心想，以现在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就是两百年也挣不到二十万！银行真要送来了二十万元，自己下辈子也花不完呀！可等来警察怎么办？那就掉脑袋吧！
他既兴奋又紧张在在民族饭店里等着，哪里想到银行真把钱送来了。
送款人走后，王倬盘算着怎么把两个麻袋弄回家。刚开始想找三轮车，一想不行，这不等于暴露了自己的老窝了吗？
他先把钱拖到西便门旁，到存车处取来车，把麻袋弄到车上，对口扎紧，歪歪斜斜地推着往家走。平时很快就能到家的一段路，这一次他竟然用了一小时40多分钟！
回家后，王倬热得满头大汗，他先到母亲房里喝水。母亲看到他的样子，心疼地问他：“你折腾啥了，咋这样子？”
王倬也不吭声。
半夜时分，他悄悄把钱搬到自己房里，把大面额票子装进自己的黑色铁皮箱，剩下二十来放到床上用床单盖着，静静地坐下来，边歇息边想如何处理。
这时，母亲突然走了进来，问王倬：“大半夜的，你鼓捣个啥？”
王倬兴奋地说：“妈，我向银行借了钱给您花。”
他母亲问借了几十？王倬说那太少了。
母亲说：“那是几百？”
王倬答：“还是少。”
母亲不解地说：“还能是几千啊？”
王倬开心地笑了：“几千？何止几千啊！”
他母亲一听就急了，冲他嚷道：“你这是穷疯了吗？快把钱送回去！”
王倬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
听到此话，王倬的母亲愣住了。她知道儿子这钱肯定来路不正。无论怎样来的，儿子都不会有好下场。一想到这，她吓得哭了起来。
看到母亲被吓哭，王倬赶紧拿一叠十元大钞放到母亲手里，安慰道：“妈不要怕，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您不要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以后您不用跟着我受穷了。”
老太太知道管不了儿子的事，叹息着走了。儿子给她的钱她最终一分也没敢花。
王倬的
案发后，北京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案运动，风声越来越紧。王倬整天提心吊胆，感觉大家已经知道自己就是案犯了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3月25日晚上，王倬下班刚一到家，母亲就和他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看。”
王倬心里咯噔一下，忙问：“来的人你都认识吗？”
母亲说：“只认识一个居委会的，其他人没见过。”
王倬叫道：“坏了！肯定是公安局的人！”
当天晚上，趁母亲和儿子睡着时，王倬把钱从箱子里拿出来，先是藏到西小屋，又把剩下的藏到自己房间。可藏来藏去，还是藏不完。
怎么办？既然藏不完，烧掉算了。王倬把钱扔到炉子里烧了起来。
27、28连续两天晚上，王倬都在家里的蜂窝煤炉子上烧钞票。可蜂窝煤炉子就只有盘子大小的口，无论如何烧不掉那么多钱。“奋战”两个晚上，王倬才烧掉四千多元。烟雾四起，他怕邻居怀疑烧钞票的味道，又专门买来两瓶消毒水掩盖气味。
再往后两天，王倬看到烧不掉这么多钱，干脆在西屋里刨了个大坑，把钱埋到里面再填上土，然后把蜂窝煤移到了上面。
4月4日凌晨2时许，北京市公安局从被窝里把王倬抓捕归案。
当办案人员从蜂窝煤下面的土坑里挖出钞票时，发现只有元，其他多元已被王倬烧掉了。
办案人员把王倬家倒掉的纸灰垃圾进行红外线照相检验，发现正是烧掉的人民币纸灰。
王倬
据王倬交代，二十万元，他一分没花。
王倬归案后，很快交代了整个犯罪经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年来发生的第一起诈骗大案，从立案到抓捕罪犯，公安机关只用了十天时间。这在刑侦技术还不是很先进的六十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再说回王倬。
作为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王倬可谓天之骄子，从能在国务院外贸部工作就能看出来，那时的大学生是多么罕见，用“国宝”来形容都不为过。如果他能踏实地做人做事，前途将一片光明。可惜的是，王倬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用自己的小聪明谋取不当利益，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坑了国家，也害了自己。
年7月28日，王倬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