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白癜风比较好的医院是哪家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zyyq/250215/w4v6kys.html年关临近，又到了欢度春节的时候。
过年呢，最重要是开心。一家人团团圆圆，是开心的一大前提；荷包里鼓鼓囊囊，是开心的一大保障。虽然说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但是，假如年终奖能够更丰厚一些，春节里聚在一起吃喝玩乐也会更有底气。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公司单位里还没发年终奖的话，倒是可以跟老板聊一聊古代的年终奖和红包，提醒他们，是时候肯定一下打工人一年来的辛苦付出了。
宋朝的腊赐经常直接发5只羊
说到年终奖，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不过，那个时候应该是叫“腊赐”。顾名思义，腊赐就是皇帝在腊月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
按照《汉官仪》的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这里的计算单位是五铢钱，据说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钱，领一回年终奖，相当于一年的工资。而且，更为夸张的是，皇帝担心官员们过年花钱大手大脚，到了立春时节，还要再发一次年终奖，称为“春赐”。
过于丰厚的赏赐，也令国库承受不起。据《后汉书·何敞传》记载，东汉和帝的时候，何敞给太尉宋由写信说“赏赐过制，仓帑为虚”，意思就是说朝廷的赏赐过多，导致国库空虚。
东汉的腊赐，等级还是比较鲜明的。当时的官员工资分成两部分，包括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官员的品级也是以发放的粮食数量来定。官与吏的分界线是六百石，六百石以上为官，以下为吏。吏是享受不到腊赐的。“虎贲、羽林郎”虽然级别也低，但是天天跟在皇帝身边，也就成了特例，领到了年终奖。
到了北宋的时候，年终奖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也就是图个热闹。当时的社会流行戴花，皇帝在年底团拜会上，会先给官员们赏赐鲜花、绢罗花等。官品越高，花戴得越多。戴上花后，才能开始吃宴席。吃了饭后，才能领年终奖。不过，宋朝的年终奖主要是以食物为主。即便是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也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东西虽然不是很多，怎样运回家去，倒成了一个问题。你能想象一位位王公大臣牵着5只羊回家去的场景吗？当然了，宋朝的大官，明面上的工资还是挺高的。以著名清官包拯为例，他的收入包括工资（月料）、餐补（餐钱）、饮料补贴（茶汤钱）、取暖补贴（薪炭钱）、招待补贴（公使钱）、岗位补贴（添支钱），全部加起来，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超过万元。
清水衙门的年终奖只能靠创收
从古代的年终奖来看，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级别低的官员，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去创收。
在用竹简写公文的年代里，一份公文要用掉大量的竹简，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只要平时用心收集起来，到了年底就能卖钱分红。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书写，为了避免磨损，外面要用封套装起来。这种封套，主要是用布做的，史称“书囊”。旧书囊攒得多了，可以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福利。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就能攒下一大批，然后拿去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当成年终奖发。
对于翰林院来说，润笔费是主要外快之一。比如，唐朝早期的翰林分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级别高的翰林学士，经常会给皇帝起草任命书，百官自然要送礼，待遇就高很多。普通的翰林待诏，只能做点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不过，翰林待诏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入，有些也能得到升迁机会，比如，当年的李白就凭借自己的才华从翰林待诏中脱颖而出。翰林待诏们私下定了个规矩，谁要是升官了，就交一笔钱到小金库，升的官越大，交的钱越多。这样一来，没升官的翰林待诏们，年底也有年终奖分红。到了宋朝的时候，为了提高翰林的待遇，皇帝干脆明文规定要给翰林润笔费。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皇帝调整一批干部，翰林们从容起草完任命文件，瞟一眼舍人院中的石碑，就知道今天进账多少。
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六部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极不平衡，有些普通官员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写道：“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袯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从这句顺口溜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吏部、户部、礼部和兵部的油水多寡。吏部管人事，负责官员升迁；户部管财政，负责工资发放，这两个要害部门，每天忙着收红包都忙不过来。礼部负责文教，平时也没什么人烧香。兵部平时不受待见，负责看管库房的人，甚至穷得要去典当衣裤。
养廉费是清朝年终奖的大头
在年终奖的发放方面，清朝的皇帝比较重视仪式感。虽然明面上的腊赐并不多，但是收礼的人也都挺开心的，有些人还会写成文字专门记录下来。
按照《曾国藩日记》的记载，同治二年，正月初二出门拜年回来后，曾国藩接到军机处的咨文，同治皇帝发给他的年终赏赐包括福字、荷包、银钱、钱锞、食物，另外还赏了一个寿字。同治三年、四年，只写了获得年终赏赐，但是没有写具体内容。同治五年，年终赏赐只有福字和寿字。同治七年，年终赏赐是荷包、福字和寿字。
由此可见，在年终奖的发放上，清朝的皇帝以祝福为主，福字和寿字是最常见的赏赐物。要是心情好一点的话，就会给发个荷包；心情更好一点的话，还会给一些银钱、钱锞。
荷包是满族人平时比较喜欢的一种佩饰。受这种习俗的影响，清朝宫廷也有制作荷包的习惯。每至岁末年初，皇帝要例行赏赐诸王臣“岁岁平安”荷包。平常的节日，皇帝也会赏赐荷包，以示对臣下的眷宠。乾隆皇帝曾经突发奇想，用小鹿羔皮做成荷包，分赐给臣属，寓意不要忘了根本。
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描绘了乾嘉时期发放荷包的场景：“岁暮，诸王公大臣皆有赐予。御前王大臣所赐为岁岁平安荷包，……外廷大臣亦间有赐荷包一者，皆佩于貂裘衿领间，泥首宫门，以谢宠眷。”这赏赐的岁岁平安荷包里究竟会装着多少钱呢？如果是亲王的话，一般装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小荷包四对，内装金银八宝各一份；又小荷包一个，内装金银钱四枚、金银锞四枚。看起来也还挺丰厚的。
不过，某种程度上，荷包只能算作是新年开门红包，“养廉费”才是真正的年终奖大头。清朝的官员，除了平时的俸禄外，还有不少外快补贴。比如“柴薪银”，类似于现在有些单位的燃油补贴，一品文官的年俸虽然只有两，但是，单此一项就可以拿到两；年俸31两的九品文官，则可以拿到12两。“养廉费”制度始于雍正年间，按照曾国藩的说法，“文官增加养廉费，始于雍正三年的耗羡归公，武官增加养廉费，始于乾隆四十六年的补缺额名粮”。养廉费按照“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的原则实行差异化发放，是高级官员最大的一笔合法收入，甚至可以达到年俸的百倍。比如，年俸两的曾国藩，养廉费每年有2万两；年俸80两的知府，每年也可以拿到两养廉费。乾隆五十三年的一份土地买卖文契显示，一块一亩七分地只卖了二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位从四品知府的一年养廉费，可以买亩地。如此看来，清朝官员的年终奖是相当优渥的。
官场潜规则喜欢引经据典
明清时期，官场流行各种潜规则。比如，夏天的时候，地方官员和下级官员要给六部司官送礼孝敬，买冰消暑，简称“冰敬”。到了冬天的时候，又要去送礼孝敬，买炭取暖，简称“炭敬”。甚至有一首诗专门描述了这种送礼的“盛况”：“瑞雪逍遥下九重，行衙吏部挂彩灯。频叩朱门献暖炉，玉做火塘熔炭红。”
无论是“冰敬”还是“炭敬”，这种逢节送礼的陋习，使得买官卖官、徇私枉法、结党营私等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为了提倡“今年过年不收礼”，清朝康熙帝想了一些办法来整顿官场陋习，在他的主持下，朝廷几个机构联合发文：“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只可惜，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不接帖、不登门簿、不答拜的“六不”规定，还是停留在纸面上，官员们照样送礼收礼，变相行贿受贿。
说到“炭敬”，还被官员们演化成“馈岁”，也就是新年礼物的意思。送礼金的时候，一般都不说数目，而是起了不少文雅的黑话。清末何德刚在《春明梦录》里，就详细记录了“炭敬”的潜规则。比如，“梅花诗八韵、十韵”，代表八两、十两银，“四十贤人”为四十两银子，这些都还好理解。有一些需要脑筋转点弯，则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显得很文雅。比如，“强仕”，《礼记》里说“四十强而仕”，代表四十两银子。“大衍”，因为《周易》里说“大衍之数五十”，代表五十两银子。“耳顺”，《论语》里说“六十而耳顺”，代表六十两银子。“秦关一座”，因为“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所以是一百二十两银子。“毛诗一部”，因为毛注《诗经》有三百零五首诗，代表三百两银子。“孟津一渡”，则是八百两银子，借用了“八百诸侯渡孟津伐纣”的典故。
《春明梦录》里还讲述了一个送礼的趣闻，贝勒爷载涛（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有一次收到了别人送的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千佛名经”，他不懂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佛经，就当着众人的面打开来看，结果发现里面是一千两的银票。
清朝送礼之风盛行，即便是权倾朝野的曾国藩也未能免俗，只能随波逐流。同治五年，曾国藩写信给弟弟曾国潢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每年的这笔炭敬，大概需要数千两。平时的送礼是“程仪”。同治九年，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说，钦差许振祎如果经过保定的话，要送一百两程仪，因为，这是“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官员升迁的时候，还要送出“别敬”。按照《曾国藩家书》的记录，同治七年曾国藩在调任直隶总督前，带了两万两银票进京去送礼，结果一共用掉了一万四千两。同治九年改任两江总督，又送出了“别敬”一万多两。
民国上海有专门处理年终奖的委员会
民国时期，打工人能不能拿到年终奖、能拿到多少年终奖，跟现代社会差不多，主要也是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看效益好不好，二是看老板大不大方。
那个时候，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等，到了年底的时候，多少会拿到一些雇主发放的红包。常见的是几块大洋，要是生意好、老板大方的话，几十块大洋也是有的。但是，遇到小气的老板，就不一定了。比如，商铺作坊里的学徒，平时只包吃住没有工钱，到了年底，老板请吃一顿大餐，就当作是年终福利了；天津那边的伙计，有的忙乎了一年，最后也就领到了几个狗不理的包子带回家当年终奖。
冯玉祥主政河南的时候，开封火车站对面有一家绸缎庄，姓马的老板平时相当小气刻薄，私下里被伙计们称作“马三赖”——赖货款、赖工资、赖年终奖。“马三赖”独创的年终奖发放方法有两绝。一是每年正月十六才发放年终奖。因为，一般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店伙计如果想跳槽在年前找好下家的话，连年终奖都拿不到。二是三年发放一次年终奖，这招更狠，店伙计至少要在店里熬满三年，才能拿到年终奖。不过呢，马老板平时给的工钱虽然很少，但是年终奖比较丰厚，伙计们虽然怨念颇多，拿了年终奖之后，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卖力干三年。
马老板的这一招，如果是放在上海那种国际大城市的话，还是行不通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资本家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励。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的工人，只好发起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无奈之下，上海工商界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发放问题。年的《工商法规》曾经刊载过一份报告，专门提到了“年奖问题处委会”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
为了争取年终福利，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重庆。年1月20日，重庆的豫丰纱厂和申新纱厂工人，因为年终奖问题，全部罢工。而在此之前的年，申新纱厂还在汉口的时候，两千余名工人为了争取年度红利，也发起过罢工。当时厂方提出的方案是加发工资四天，工人们不愿意。政府介入后，几经工作，才达成协议，劳资双方各自让步，才平息了工潮。
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参考文献：《曾国藩家书》《清稗类钞》《宋史·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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